不列颠罗马驻军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分布,在展开这点之前,有必要先对军队在整个帝国的分布特点有所理解。除了皇帝的禁卫军,帝国时期的所有军队都驻扎在行省,不仅如此,军队还是按行省组织起来的,意即每个行省的驻军完全独立于其他行省的驻军,如果没有皇帝授权,行省总督不得把一支军团派到另一个行省去,否则以叛逆罪论处。因此,与其说罗马有一支帝国军队,毋宁说它有许多行省军队。但军队在行省中的分布并不平衡,只有那些有防御需要的行省才有军队,而不是每个行省都有。即使在有驻军的行省中,军队也不是散布于省各处,而是驻扎在需要的地方。这种驻扎方式往往会产生一种后果——行省的一部分是军事区,另一部分是非军事区,两者之间界限分明,这个特点在不列颠就非常典型。
在公元1世纪,或因征服不彻底,或因不列颠不安于罗马统治,或因时有军团调进调出,各军团常在不同地方扎营。但随着122年第六军团的到来和哈德良长城的建成,军团的驻地就固定下来。不列颠的军事区大体形成了以军团为中心,以长城一线为重点的防御体系。驻扎在约克的第六军团和驻扎在切斯特的第二十军团组成的防线扼守奔宁山脉,它们还可随时开往北部边界:“奥古斯都的”第二军团驻扎在卡利恩,它与切斯特的第二十军团组成的防线密切监视从爱尔兰海到布里斯托尔海峡的西部海岸,以防止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海上入侵,同时又控制着威尔士山区。
辅助军在前、军团在后的分布模式体现了两个军种的不同特点,因为军团系重装部队,移动起来不如辅助军便捷。古罗马的兵书上说:“辅助部队总是作为轻装兵配置于军团的战斗队列,在交战时与其说主要起配合作用,不如说是一支快速支援力量。”另一方面,这种分布模式也体现了一种层次分明的战略部署,其整体布局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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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望塔和前哨堡垒,其功能是监视边界人口流动,并对大规模入侵发出警报。瞭望塔一般直接建在边界上,哈德良长城上的大小塔楼就是这样的瞭望塔。其中大塔楼(milecastle)每隔1罗马里(等于1481米)有一座,两座大塔楼之间有两个小塔楼(turrets),即每隔三分之一罗马里有一个。前哨堡垒则建在边界之外的交通要道上。
二、视觉通讯体系,功用是燃放烽火,将前哨堡垒与瞭望塔探知的敌情传达给边界上的辅助军堡垒,再传达给后方的军团驻地。约克和切斯特距离哈德良长城各约100和140英里,现已确定有一些排列成纵轴线的烽火台把长城西端卡莱尔地区与约克的第六军团连接起来。
三、军队驻地,即前哨堡垒、辅助军堡垒和军团营垒组成的三层防线。从图密善时期起,两支军团就不能驻扎在同一个营垒中中,辅助军也一样,这样,罗马军队中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营地。军团营垒(castra)与辅助军堡垒(castella)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大后者小,在不列颠,前者一般占地50至60英亩,而后者根据不同的兵种和人数占地2—5英亩不等。
四、道路系统,这是整套部署中的关键因素。每个防御区都有纵横两种道路,在哈德良长城一带,纵向道路成为连接辅助军与军团的通道，方便了军队的战略移动与辎重的运输;横向道路因为与长城平行而利于辅助军的日常巡逻。纵横道路构成的网络越密集,说明这里的战略地位越重要。罗马军队在边境的这套体系被罗马人称为limes,此词初指“道路”,约从哈德良时期起指边境地区——既指地区又指其中的控制体系。总体而言,作为军事区,不列颠北部和西北部的边境地区与英格兰中部和东南部的非军事区分界明显,非军事区在3世纪中叶以前找不到罗马不列颠永久的驻军。
这种格局之所以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军事行动日见稀少,军队日益定居化。奥古斯都在晚年遭受军事挫折,遂在遗嘱中规定“帝国的疆土今后不许再加扩充”。帝国早期统治者的谨小慎微成了一股惯性力量,贯穿在整个元首制时期,不列颠自然也摆脱不了这股力量，只有塞维鲁皇帝有心征服不列颠全境,但最后又不了了之。帝国军事方面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使不列颠军队的性质从机动的野战军逐步过渡到卫戍部队:各军队固守一方,其流动性越来越少。
不过,军队仍需要执行任务,因此自1世纪晚期起,从军团或辅助军中抽调人马(罗马人称之为“分队”[vexillationes])去各地执行任务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常见。但这种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驻军定居化的趋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在3世纪末4世纪初改革军队,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军队的流动性,他们取消了军团和辅助军这两个军种,转而建立固定的边防军(limitanei)和流动的野战军(comitatus,再后来叫 comitatenses),但其实这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奈妥协。
驻军定居化是军中无大事的反映,军人们无须担心自己会丧命于刀光剑影之中。据估计,如果忽略公元68—69年内战中的伤亡人数,从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一个士兵在战争中丧生的几率为千分之一,但那次内战并没有波及不列颠的驻军。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士兵除了操练和执行日常公务以外,连敌人的影子都看不见。雯都兰达边境有个商人,负责向军队供应兽皮,在运输途中,他所担心的是路好不好走,而不是会不会遭人打劫。
切斯特和卡利恩这两个军团驻地附近还建有圆形剧场,事实上,前者是英国已知的最大的圆形剧场,而后者是保持最完好的。军团附近的圆形剧场主要用来军事演习和操练,同时军人也在这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不过,切斯特的圆形剧场遗址中发现了一位百夫长献给复仇女神(Nemesis)的献辞,说明这里恐怕也举办过角斗比赛。作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罗马军队在元首制的和平环境中找不到用武之地,这正是罗马驻军在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
平静的军旅生涯并不意味着军人的生活同样平静,军队的非军事职能此时显得突出,军人为地方政府的运作提供了人力资源。由于行省没有专门的警察机关,边疆地区的治安一般由当地辅助军负责。而哈德良长城这类耗时耗力、却又发挥不了实质防御功能的工程的出现,正是士兵们把本应用在征服战争上的精力用在他处的产物。辅助军承担清除林地、抽干沼泽、开挖灌溉渠等农业生产任务,使边疆地区有较好的农牧业发展条件。此外,奥古斯都曾规定,普通士兵服役期间一律不准结婚,这项禁令直到公元197年才被塞维鲁解除。其制定的初衷在于使士兵免受家室之累,以保证强大的战斗力。但对于业已职业化、定居化的帝国军队而言,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法律以外的婚姻普遍存在,只不过得不到法律保障,子女亦无合法继承权。尽管如此,士兵们的生活中多了一份牵挂却是不争的事实。
军人一旦成为丈夫和父亲,就要体验与平民一样的悲欢离合,从而具有平民化倾向。这种倾向又因其他一些因素而更加明显,军营附近除了有士兵们的妻子外,还有许多服侍士兵的奴隶(calones)和随营人员(lixae)。士兵的奴隶一般由战俘构成,他们在行军中替士兵背负行李,有时还帮助收集粮食。
平民化的倾向连同上文提到的兵源招募本土化,都使驻军蜕变成一种民兵组织。行会(collegia)在罗马世界是司空见惯的,军队中的行会虽不对最低等的普通士兵开放,但到哈德良时期已遍及帝国全境，其会员以“兄弟”(fratres)相称,会员在交纳会费后无论迁升,退役,去世,都可获得行会资助。因此,行会宛如大家庭,是士兵的互助组织,士兵退役前与退役后皆能从中得到温暖,军队的团队精神由此得到加强。对所有士兵而言,一旦得到资助的金钱,必须拿出一半存到所在部队中,这样,士兵知道军营中有自己的钱,就不会开小差,而会更关心自己的部队,更英勇地作战,人爱财的天性就被用来加强团队的凝聚力。士兵死后喜欢在墓志铭上表明自己曾属于某团某营某单位,以此为自豪。由此可见,罗马驻军俨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表现在皇帝与驻军的关系上,元首制时期的行省军队虽仍由总督负责,但皇帝才是真正的主人和直接庇护者。这可以从"imperator”(元帅)一词的演变看出来吵,此词本意为最高统帅,共和时期凡军队统帅作战得胜,被士兵们自发地欢呼为“imperator”者,可在名字后面加上这一称号,但只能用到卸任或回罗马举行凯旋式时为止。奥古斯都把这个原本放在名字后面的称号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即用作praenomien),这样,它获得了最高权力的含义。皇帝后来又逐步垄断了这个词,从韦伯芗开始,“元帅”成了皇帝固定的名字。皇帝具有元帅的身份是罗马皇帝的特征之一。
皇帝的元帅身份使他在与士兵交往时非常注意自我形象的塑造,他欢用“commilitones”(战友们)称呼军队,此词听起来平等而亲切“，但高高在上的皇帝用它称呼军人难免有巴结讨好之意味。塞维鲁行军时与士兵同吃同住，不显露丝毫帝王的奢华。承平时期,皇帝每到一通常会视察行省驻军,整饬军纪。哈德良于公元122年出*巡不列颠,在一枚纪念钱币的背面,哈德良端坐马背之上,向一群手举军旗的士兵挥手致敬。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却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故确切而言,皇帝领导军队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其中的奥妙可以从不列颠驻军与皇帝的一次接触中窥知:康茂德耽于逸乐，无心打理政务,遂托付禁卫军长官裴瑞尼斯(Perennis)代为管理;但裴瑞尼斯把原本属元老级别担任的军团指挥官替换为骑士级别的人,致使军队不满。不列颠军队遂于185年派遣一个1500人的代表团开赴罗马向皇帝请愿,这在狄奥·卡修斯看来无异于哗变。康茂德为平息事端，只得将裴瑞尼斯处死,“他没有勇气拒绝这1500人,尽管他手中禁卫军的人数比这多出许多倍。康茂德深知,皇帝的权力最终有赖于各地军队的忠诚,虽然这句话不便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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